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。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院长、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高强表示，现代财政制度应是法治财政制度，如果新时代仍未建立起法治财政制度，财政改革就远没有实现。

　　高强11月25日在第四届财经发展论坛上表示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、预算制度、税制改革、绩效管理等改革，都需要通过法治来推进。

　　高强称，目前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建立起来的，经过20余年的发展，地方税种越来越少少，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增加，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上升，导致转移支付规模越来越大，2017年预计达6万亿元左右。

　　在这一过程中，不仅集中了经济发达地区财力，欠发达地区财力也集中了，“先集中再转移支付，中间过程很漫长，效率低，层层下达，其中难免有‘跑部钱进’的问题”。

　　高强认为，需要通过立法确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，以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，真正实现权责明晰、财力协调、地区均衡，否则财税政策很难落实。

　　2016年5月1日，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之后，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，改征的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税，尽管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有所提高，但财力继续向中央集中，需要通过转移支付补偿地方。

　　十九大提出，建立全面规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。高强认为，这一要求要高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表述，落实这一制度，惟一的方法是法治，通过立法建立预算制度。

　　他强调，这不仅是政府收支预算需要经过人大批准，还需要每一个收入项目合法，不仅税收要法定，非税收入也要法定。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作为最大的一笔非税收入，目前并没有法律依据。

　　预算支出方面，到底政府管理什么事、应该花多少钱、应该履行什么职责，目前也没有法律依据。高强认为，只有明确了政府的法定职责，才能明确其支出责任，现在政府的权力非常大，想干什么事就可以干，想花什么钱就可以花，不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政府要求。

　　此外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，也须通过完善绩效管理法和制度予以保障。高强认为，这包括建立一套评价体系、评价指标，由专人负责绩效评价工作。政府编制预算报告，必须同时编制政府绩效报告，同时向人大提交审查，批准后有主管部门负责对绩效追踪评价。

　　他强调，绩效管理不仅仅针对项目，政府部门的绩效也应包括在内。